“同样是中国的公民，花了同样的票价取得同样的乘客身份，在同一辆班车遭遇交通事故受伤，同样被鉴定为9级伤残，就因为我是农民，我总共只得了6800多元的赔偿，比城里的另一位乘客少了2万多元，这个差距太大，明显不合理，不管城里人乡下人，就是应该‘同命同价’！”——2006年在贵州省人大常委会举行的立法听证会上，一位名叫陈文强的农民用自己的亲身经历发出的激昂心声。时至今日，广西人大常委会对《道路交通安全条例》草案的审议，再次掀起交通事故人身损害赔偿“同命”是否“同价”的热议。 
　　
　　支持“同命同价”的人认为，在注重人文关怀、关注弱势群体的今天，“同命不同价”显得那么的苍白无力。面对一位公民的生命或健康受到严重损害，我们有什么理由再去分析他是农村户口还是城镇户口？在执行的时候又要增加多少执法成本？要派多少执法者去调查他的过去，又要多少人为车祸受害者的经历作证？ “同命不同价”与封建社会将人分为三六九等又有什么区别！
　　
　　但一些人却对上述观点并不认可，其理由是：“同命同价”固然符合“法律面前人人平等”的宪法原则和以人为本的法治理念，但它“操作难度大，会引起其他不利影响”。城乡之间实际收入差距明显是一个不争的事实，“如果说在同一交通事故中，赔偿标准按城乡不同‘身份’对号入座，是对农村人的不公平和歧视，则统一赔偿标准，亦对城镇居民造成了不公平；再如果，肇事方或赔偿方是农村人，由于其有限的赔付能力，统一赔偿标准势必增加其负担，使受害人利益难以实现，其遭受的物质损失难以弥补甚至扩大。”因此，“同命不同价”与其说是违背平等原则，不如说是我国“二元结构”的国情与平等原则不相适应。
　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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