12月3日《武汉晚报》报道:11月29日晚，成都市金牛区居民唐福珍因伤势过重，经抢救无效死亡。16天前，她因阻止有关政府部门拆迁而站在楼顶抗争，最后泼上汽油用打火机自焚。如今，唐的数名亲人或受伤入院或被刑拘，地方政府将该事件定性为暴力抗法。 　
　　
　　一个鲜活的生命，用一种如此极端的、惨烈的方式消失了，无论如何这是一种悲剧。官方一个“暴力抗法”的定性，可以让其对唐福珍自焚、刑拘唐福珍家属有了堂而皇之的理由。撇开这些，唐福珍自焚事情我们是否可以有更多的“冷”思考呢？   
　　
　　1、官方称，胡昌明与金华村签用地协议，一直未办手续。但是，按照协议的约定，谁应该去办理手续？循此思路，一直未办手续，谁应该承担责任？   
　　
　　2、按照规划法第四十条规定，“严重影响城市规划的”才“责令停止建设，限期拆除或者没收违法建筑物、构筑物或者其他设施”。胡唐房子是1996年建的，成都建污水处理厂拆迁是2007决定的。换句话说，胡唐房子建设当时，根本不存在“严重影响城市规划”的问题。文明社会“法”都不“溯及既往”，那么“决定”呢？   
　　
　　3、政府强调自己是“依法”拆迁（《拆迁条例》），可胡唐也强调自己是“依法”来捍卫自己的财产权《物权法》，而且双方都在“依法”的旗号下针锋相对、决不妥协，结果就是“你死我活”。这一双方都“理直气壮”的悲剧中，需要再次追问：上位法和下位法何者优先（尽管对“法律人”来说这是一个绝对弱智的问题）？其实，深层次的问题在于：（1）在“依法”的同一平台上，公权力和私权利对撞，何者“应该”退让（尽管我们深知：公权力绝不会退让）？（2）对一项行为或事实的定性分析？实质要件与形式要件何者居先？   
　　
　　4、退一步讲，还有一个法律效率问题。就像王锡锌教授所质疑的那样：“既然是违法建设，这个违法建设是在1996年就建设了。超过10年的时间。我们原来监管这个建设的这些部门到哪里去了，我们可不可以说，因为你的缺位，不作为，或者没有尽到职责，导致了别人这样一种现状。”一个“违章建筑”存在了13年来，监管何在？监管缺位难道不同样也是一种违法？监管缺位的违法责任谁追究？   
　　
　　5、官方说唐福珍自焚是一个“意外”。何为“意外”？不可预见是其首要特征。于是，需要追问：（1）唐喊：“你们上来，我就点燃汽油。”执法人员该不该有一种唐“可能自焚”的预见？（2）从唐往自己身上浇汽油到她最终点燃，大概有10分钟左右的时间。那么这10分钟时间里，执法人员在做什么？有没有采取有效措施阻止这种“意外”发生？——消防人员为什么不能在这10分钟的时间里面往唐身上来喷洒泡沫，如果喷洒了泡沫的话至少她点火不会那么容易燃烧。所以，“意外”只是表象。   
　　
　　6、“唐福珍从受伤到死亡的16天，一直是一个人躺在重症监护室，亲人无法探视。昨日，一知情人士称，唐福珍前三天病情稳定，医院曾经同意亲人探视。但随后称有关方面要求不得探视。”（《新京报》）撇开违法与否不说，对于一个生命垂危的病人，任其在最后的16天饱受孤独并在孤独中死去，人性何在？   
　　
　　7、唐福珍自焚事件的通用标签是“暴力抗法”。可是，冷静思考一下：往自己身上浇汽油算不算“暴力（法律人都知道，暴力是针对他人的）抗”法呢？   
　　
　　在“冷”思考之余，不禁想起皮特著名的法律格言：“风能进，雨能进，国王不能进。”  

作者：祁建平律师　广东端庆律师事务所 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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编辑：赵颖